“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00年前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去世，留下一腔遗憾，和百年哀思。

作为一位转型时期的复杂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行动，在后世被反复研究。也许因为立场、动机和眼界，人们会在同一件事情上找到不同的评论角度，但对他了解愈多的人，抱有的理解、共情与尊敬便愈发深沉。

他是基辛格所说的那种人—由他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所塑造，然后又成为战后本国社会乃至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

按照基辛格对领导人的分类，孙中山属于先知型的政治家，看待现有的机构制度不是考虑可能做到什么，而是考虑为了未来的愿景必须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非管理现状，他们一心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惜推翻现有秩序。

孙中山自己也有着类似的分类法。他说，人分三类，一类为领袖、发明家，第二类是追随者，第三类是“竭力乐成”的实行家，而他自己属于第一类。

的确，他在他那个时代，发明一个理想的中国。

边缘地带

孙中山出生的广东香山县，现在叫中山市，在广州、澳门、香港构成的三角形之中，距这几个在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都很近。自1757年乾隆关闭上海、宁波、福州三大海关，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广州都是与西方贸易的唯一重要港口。

在孙中山成长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珠三角或许是中国最“全球化”的地方，商品和人口都已进入了世界市场。这一时期，这里有十数万的人去美洲做苦力，村中人去附近的澳门和广州做工，也很普遍。据孙中山的说法，出去的人挣钱不易，要攒10年的钱才能娶妻，而后，10年生子、10年建房，晚年才能过上点好日子。

即使这样，或许也强于务农，后者是更无出路的。孙中山的爸爸务农时，是村里最贫苦的那一类。?

就是在这里，珠三角的香山，一个远离北京，在政治权力位置中不靠近中心，在本国经济循环中重要性也有限的地方，却因为初步地进入了世界，反而使孙中山和他的同乡们接受了新的可能性。

和孙中山一样来自香山的容闳，得到外国人的资助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也是中国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第一人。

孙中山呢，他的两个叔叔，去了加利福尼亚淘金，都不幸去世，他的哥哥孙眉，在夏威夷做生意。投奔哥哥的孙中山，早年在夏威夷的教会学校里上学，毕业时英文成绩出众；后来被哥哥赶回国，辗转香港—广州—香港，学习了医学等现代科目，他的整个教育经历中，传统的经史教育已很少。

开了眼界、学了新知，孙中山再回村里已格格不入。他两次回到家乡，都留下了毁坏村里神像的“不良记录”，讨厌他的村民叫他“小番鬼”。这种“坏名声”，延续到他的革命年代，包括但不限于：“反清四大寇”，“江湖大盗”（吴稚晖），“不学无术的土匪”（章炳麟）。

这个有点破坏性，又天生对政治感兴趣的小个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革命想法的呢？

可能是从他的亦师亦友的太平军老兵那里听闻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事迹的时候；又或是他在香港取得了医学学位，毕业文凭却不被香港医学总会承认，在香港和澳门两地行医受限，被迫回到广州开药房的时候；更可能是为给国家建言献策，不惜放弃自己的药房生意，花了数周写万字长文，奔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却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那时的李鸿章正忙于处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争端，清朝也很快对日宣战了。

总之，在危机感和使命意识下，青年孙中山广泛地积累自己的知识，在夏威夷和香港，他知道了华盛顿、卢梭、林肯，后来在英国，据跟踪他的侦探报告，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室度过，可能读了马克思、穆勒、孟德斯鸠，还和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接触。

人的头脑里没有围墙。那些对孙中山有吸引力的知识，被迅速地吸收，并运用到对国家的糟糕现状的分析中。

在1894年给李鸿章的建言书中，他说自己探究“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不急于在这四点上用力，只盯着坚船利炮，是“舍本而图末”。

这种认识已很深刻，但并非孙中山首创。郑观应1892出版的《盛世危言》里，也有和孙中山一样的说法：“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使人尽其才，地尽其用，物畅其流”。

《盛世危言》传播很广，它的众多读者中，也包括青年毛泽东。

更早的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继畬写了《瀛环志略》，对西方的制度介绍了很多，且称赞不已，说美国实行选举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

这很有代表性。最后一代晚清重臣和思想家，在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掀起向西方学习高潮，但他们的想象力，缺乏世界性，他们的动力，是因为西方最接近儒家理想。

在羡慕的想象或观察中，士大夫从西方看到了一个美好而遥远的三代，而当下的王朝，却被严酷专制的秦制所败坏，他们要学习的西方，是复兴孔孟的理想论据，至于西方的议会，最早被翻译为乡绅房，也被看作符合儒家理想的好东西，求之不得。

但到了新一代的孙中山，比之徐继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大员，他的底色已经变了，对儒家没有感情包袱，在政治版图里没有位置，从现状里，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必须革命

清政府没指望了吗，为什么必须革命？

孙中山不用自我说服。1911年，伦敦，在与当地《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中，他说：“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根是愚昧。不让我们知道发生的任何情况，更不必说参加政府了。”

对他来说，只要还是清廷现有的统治者，一切真正的改革就很难展开。朝廷将自己的利益包装为国家的利益，对掌权者，吾即朝廷，朝廷即国家，国家即社会。这不是一个公平而开放的制度结构，它是封闭的，肮脏晦暗。

但孙中山是少数，多的是惯于忍耐者、随波逐流者、钝于世事者，如果不去争取和说服，革命家不会自动获得支持。更何况，他还有一帮竞争者。

尽管同样对现状不满，改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非共和国，而保皇者中，是保满族的皇，还是另立汉族的皇，又区分了不同的派别。

这些很有想法的人，看似怀着美好愿景，也愿意改变，却比清廷对孙中山的威胁更大。因为在斗争中，不和孙中山站一起，就会从他那里分散支持性的力量，甚至夺走他的支持者。

对于敌人，他的目标明确，不会分出情感和精力去抱有任何其他的期待和计划，而对看起来和自己立场接近的潜在友军，他得格外花时间和心思，但这种努力，有时不仅徒劳，反而会招致背叛和损失。

比如对立场一度接近革命党、又对自己示好的梁启超，孙中山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拉他走近自己，结果是，摇摆的梁启超打了孙中山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对老师康有为的服从，梁启超最终回归康有为的保皇阵营，还带走了相当部分的兴中会会员，以致被动的孙中山一度失去了革命党在檀香山和在日本经营起来的成果。

类似的，孙中山阵营在长三角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训练的会党，也被康有为传闻中的巨额资金争取过去，转而加入了湖南人唐才常的自立军。唐才常1900年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起义，但因为缺少资金的支持，一拖再拖，最后败露，遭到镇压。这一役，相信康有为的人败了，孙中山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和长三角的联系。

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教训，包括后来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都让孙中山对组织的服从性，产生了超高的需要。

在组织竞争中，他对自己的追随者，使用了会党的仪式。从同盟会成立时，到在海外和学生接触，他教给他们会党的秘密手势和口号。这种似乎不怎么现代的政党方式，一直保留，直至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孙中山对党提出了“如身使臂，臂使指”的要求。

在思想竞争中，他花了不少功夫与改良主义者论战，后者认为政治进步需要一步一步来。但孙中山认为那种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共和的说法都是错的，他把政体比作火车一样的东西，既然要拥有，就去拥有最好的、最先进的，没有必要从头做起，否则中国永远落后世界一步。

晚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一个是汉族被统治者与满族统治者之间的内部民族矛盾，一个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国家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革命党提供的理想愿景，同时包含了对这两个矛盾的解决诉求，看似更激进，其实更包容。尤其当光绪驾崩，康有为的希望、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寄托，都一并不复存在后，革命，而非改良，反而成为了思想上的公约数。而孙中山，又使自己成为了革命党的公约数。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孙中山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家饭店用早餐时，从报纸上看到的，在他回国之前，起义者内部一度就推举黄兴还是黎元洪为临时总统争执不已，他回来后，他就成为了各方都接受的理想人选。

就像他在日本时，长期在横滨活动，来到少去的东京后，也很快被学生欢迎，并得到了华兴会的重要领导者黄兴和宋教仁的自愿支持，从而整合了革命党的力量，创立了同盟会。

这是孙中山的独特魅力。他能够迅速入局，并被接受。

面对失败

孙中山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革命者，开始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

这是他组织的第一场武装起义，在这之后，到推翻了清王朝的武昌起义之前，与孙中山和兴中会、同盟会有关的主要武装起义，发生了数十次，大多都失败了。

6个月的密谋，几千人规模的广州起义，也是一场失败。

本来的目标是攻打广州衙门，成立独立的两广政府。密谋者走漏了风声，枪支不能按时交付，孙中山推迟了起义，可决定没能送达，枪支又到了，消息被当局获悉。整场行动因为最后的混乱，前功尽弃。

孙中山离开了，同时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一次，他终于被清廷看到了，不再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小角色，而被当作有真实威胁的危险领袖。他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联系和组织的力量随之扩大。

他在11月12日逃到神户，抵达时，发现自己出名了，报纸上写着“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与他一起的陈少白大吃一惊。“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所以，他们过去对自己的行动的描述使用的是造反、起义、光复，但这次逃亡，使孙中山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

当他1896年10月逃到英国，认真起来的清廷实施了绑架行动，孙中山被诱骗至清朝驻英公使馆，在那里被囚禁了12天，等待着被送回中国。他幸运地传递了消息出去，最后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获释。

他把历险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1897年在英国出版，同年在上海出售。新闻媒体对他的事迹广泛报道，连英国首相也介入孙中山被绑架事件。

这回，他在欧洲又出名了，他抓住机会，争取英国政府对斗争的支持，写下《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发表在媒体上。

他提醒欧洲人，“大家经常忘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词。所以，在对于中国人的行为和性格作批评的时候，别忘了这是统治者所造成的。是那些官吏，煽动了反西方的叛乱和屠杀，事后却把一切责任归罪于人民。中国的闭关自守，是统治者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

他一条条列明，清朝统治者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而他们自己却从事于、或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发生在英国伦敦的事，对清廷是一次巨大的教训。后来，当相似的事情再度上演，孙中山的处境已完全不同了。

在巴黎活动时，他被两个学生出卖，他们从孙中山的房间里偷走了欧洲成员的盟据和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介绍信，交给中国驻巴黎公使孙宝琦。

这位公使出乎意料地把文件退还学生，告诫对方好好念书，不要搞政治运动，又派人把原件送还了孙中山，整个过程处理得谨慎小心。他看到了伦敦事件中清廷的下场，不希望再引起任何国际反应。

显然，孙中山的斗争智慧，终于使他的目标大到显眼，也让自己变得棘手，使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他反而更安全了，于是他更放开手脚。

他在欧洲发展华侨，在布鲁塞尔和学生接触，在夏威夷争取资金，在东京结交朝野人士、联络其他革命党，在新加坡、加拿大建立同盟会分会，在温哥华连续发表演说，在河内活动，在越南边境发动起义。他是天生的活动家，精力充沛，乐观，他的演讲常给记者和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

四处活动使他眼界开阔，他并不特别盲目崇拜什么，所以比起同辈伙伴追随者，他也总是往前多走了几步。

数辆列车停在广州南站轨道上等待发车。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6.2万公里（图/视觉中国）

灵活与稳定

孙中山在伦敦脱险后，曾长留欧洲，考察政治风俗，他又获得了新的发现。欧洲并不完美，罢工抗议仍有发生，这启发了他，别一门心思搞政治革命，忘了社会革命。孙中山后来回忆，这时，三民主义的想法已经产生了。

他乐观地认为，中国与阶级已成形的西方不同，还没有受到劳、资间阶级斗争的困扰，所以解决民生问题，较先发国家会更有优势。

这样的想法很超前，也最被革命党人所忽视。同盟会纲领中被他加入的“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内容，受到了最大的争议，他花了一番功夫说服，得以保留。日后，他联俄容共的决定，在党内也多有争议和怀疑，他也坚持下来了。

孙中山毕竟是贫穷农民出身，他自己曾说，若不是这一点，他不会对民生这样留心，而贫穷，在中国有着最大的代表性。

当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他念兹在兹的，总是要去实行民生主义，这是他完成了民族和民权革命后，必须要关心的事，是“最大的责任”。

但民国建立后的他，比建立前，所面对的境况更加无常，所经历的变动也更为剧烈。

他先是和袁世凯纠缠了多年，待袁世凯死后，又在军阀势力之间周旋，他三次在广州建立政府：1917年建立军政府和护法军，自任大元帅；1921年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3年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他在广州被驱逐又重返，痛苦而狼狈。

在政治转型时期，孙中山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单一维度的，它们既有前瞻性的，也有实用性的，既有制度性的也有策略性的，既有思想性的也有行动性的，既有长程的也有紧急的，这使得孙中山绝不可能只呈现出一种面向。

他像是在一片荒芜之地上四处跑，他是垦荒的人，把没有希望之地沾上人气，变得有希望，让后来者看到，这里可以走，那里也可以去的。他自己则一直在前面跑，他的执着，从“牛皮”一点点变成现实。

这就是孙中山，虽然策略有时灵活，但是人格和价值观很稳定，并且，永不放弃。正如他自己感慨的：“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画者，舍孙文之外，殆不多见也。”

正如没有罗斯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是不敢想象的一样，在各自的历史情境中，如果不是英国的丘吉尔、新加坡的李光耀、法国的戴高乐，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人们不能想象其他人在台上会怎样。

孙中山，之于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革命先行者。他的远见，超常的意志力和信念感，已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而他的开阔、正直，使他成为一个令人信任的政治家。

最重要的是，他不是乱世里的疯子，不是精于平衡术的管理大师，更不是贪恋权力的野心家，他是信念坚定、从不退缩的理想主义者，从上书李鸿章到武装斗争，从承认袁世凯到护法革命，直至生前最后接受冯玉祥的邀请赴京，他无数次在暴力与妥协之间寻求方法，哪怕给他留下了过于强硬或过于软弱的名声。

后人回望历史应觉幸运，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孙中山赢得了人心。

他的革命事业开始之地广州，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力量根基，因为他在这里， 20世纪初期的广州成为中国风气最新锐、思想最宽容的地方，英雄荟萃。因为他在这里，谈之色变的“革命”在广州是一种先进的活动，人们在此合法地革命。也正因为他在这里，一大批卓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来到了广州，迈入前沿政治舞台，开始在广阔的天地驰骋，最终继承他的遗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出了一片人民的天下。

他畅想崛起的中国，要修建16万公里铁路，160万公里公路，因为这些数字，人们称他为“孙大炮”。如今，后代努力，如他所愿，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6.2万公里，公路里程数据，超出他所想3倍有余。

2025-08-06，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伐尚未轰轰烈烈地展开，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的脑海里响起了一首诗：“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兄弟们，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勃勃地回到你们身边。当最后的王座倾覆，当人民走向法庭，喊出无情的声音：你们有罪！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他早已回来，他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