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已经75岁了，对他来说，接受采访是一件比写作困难得多的事。

受访时，为了保持基本的仪态和礼貌，他必须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对于如今的他而言，这成了需要额外付出精力和体力的事。因为长期伏案，他的颈椎与脑供血都出了点毛病。

“你不要介意”—梁晓声用温和的语气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被采访，面对一个陌生人，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要“特别地不允许自己走神儿”；各式各样的大型讲座或活动，台下乌泱泱的听众，或许“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读书的”。

这些都让他心力交瘁。

我们的采访结束后，梁晓声又果断委托出版社帮他拒绝了几场活动邀请。“我是一定不会去的！”他重重叹口气，显出些无奈和委屈。

有时候，我很感谢坐在他身边安静聆听的皮皮。皮皮是一只5岁的泰迪，它多少调和了偶尔紧绷和阻滞的气氛。采访开始前，梁晓声搬来一张竹藤椅挨着自己，那是皮皮的专座，凉快。梁晓声冲皮皮喊：“上来开会！”皮皮犹豫了一会儿，跳上了竹椅，一面继续吐着舌头散热，一面缓缓向靠近梁晓声的方向匍匐下来。

因为一写作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梁晓声无法陪伴皮皮，正值壮年的小狗只好跟自己玩，难免孤独。一旦来人，它又难免兴奋。敲开梁晓声家门的时候，皮皮就先人一步迎出来，用摇尾巴和舔舐欢迎来客。它的好客给寂静的家添了点夏日热情。

7月初的北京，梁晓声在家里不开空调—倒也不热，阳台上偶尔徐徐有风。可同他聊天，风吹不散紧绷感。

梁晓声的直言与坦率，会让初次见面的来访者被迫卸下伪装。讲到后头，他抽起烟来，写作时也抽烟，“注意力难以集中是因为身体的毛病，抽烟又对身体不好”，成了一个令人发愁的闭环。

2021年，梁晓声那部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被改编为电视剧，并势如破竹地冲上2022年收视率第一，创下CCTV-1三年来新高。

彼时73岁的梁晓声，借此被更多年轻人看见。人们发现，他笔下那个遥远的时代，竟持续散发着鲜活热忱的气息。梁晓声的笔与他的眼一样，总愿意带着温暖与善意进入人间，于微处提炼真实复杂的人性，在席卷个体的时代罅隙里，也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近期出版的小说集《孤独的清醒者》里，梁晓声继续书写“人世间”。十个中短篇，聚焦家庭与官场，欲望与良知，心灵与精神的困境，命运的荒诞和偶然。没有嬉笑怒骂，平实朴素的语言编织着一个七旬老人于微处管窥到的真实世情。

写作近半个世纪，梁晓声没有请过助理或帮手。人到晚年，生活要做减法，留下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如今，他住在北京偏安一隅的旧居，一人一狗，白日清闲。每日写作至少8小时，以纸为棋，日拱一卒。他喜静，养兰花，用各种方法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稳定。

某种程度而言，生活的稳定性组成了人生的稳定性，正如他用笔墨不厌其烦拭亮的人间的道义与担当，心灵的韧性与热情。

“该写”

梁晓声住在北京昌平区一老式小区，楼梯房，最近的地铁在两三公里外。他的书房既用于写作，也作临时会客室。一面墙的正中央挂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油画像，另一面挂着三张风景画。其中一张油画是市场上花250元买的，其余两张是从曾经的挂历里裁剪出来的。日子过期后，梁晓声觉得挂历里的图画怪好看的，不想浪费，遂摘下，裱起来。

书桌上放着一块A4纸横宽的木砚，用来垫高书写的纸板。写作50余年，他仍然坚持手写，《人世间》115万字，全文钢笔手写。如今，他每天最少伏案8小时，写10页稿纸，3000字左右。随着年龄增加，他越来越容易眼花，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于是格子纸也用不了了，就在白纸上写。

最近，他在写一个剧本，从1940年代末的东北写起。不是约稿，梁晓声自己想写，他就是觉得，有些东西，“该写”。他不写，谁来写呢？

稿纸左侧有两只相框，分别是梁晓声已逝的母亲和胞弟。右侧则躺着一红一蓝两支笔。蓝色写初稿，红色作修改。近年来，梁晓声对自己的写作变得挑剔，以前常常等全稿写完后再润色，现在可能“一行字写下来，马上就会感到多了几个字，然后随时用笔勾一下”。

上世纪末，pc初现的时候，他也买来过大屁股电脑，可捯饬半天也没学会打字，索性放弃。后来没再学过。梁晓声觉得，自己学电脑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字，但年龄摆在这里，写作量只会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不写了，就不用学电脑了”。

最近，为了防止脑供血不足，医生让梁晓声每天吸几次氧。晚上那一次要花一个小时左右，举着书看太沉，只好刷短视频。换一种方式关心近处和远方的人世间。他看养花养草、小猫小狗，从自媒体博主采访工人的三言两语里，窥见时代关切的根本不同。

站在晚年回望自己的写作生涯，梁晓声认为，只有写作这一件事，是他“只能做”而且“唯一能做好的”，因而投注心血，因而感到得之我幸，当作毕生事业。

各自的时代里，“人应当如何为人”，是梁晓声永恒的书写主题之一。近几年的集大成者，当属两年前那部被改编成电视剧的鸿篇巨制《人世间》。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工人下岗、棚户区改造……这部囊括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与百姓生活图式的史诗，描述了一个距今日年轻人相对遥远的世界，但梁晓声用笔墨让周家子弟在历史洪流里重新活了过来，在平实的语句里，重新连接当代人的精神。

写作40余年，梁晓声笔下未曾有过英雄式的主人公。从最早的“知青写作”，到东北城市工人阶层的悲欢离合，他擅长用文字修补从今天回到过去的道路，从尘土里打捞起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那个被苦难和动荡冲刷过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有信念的时代。

很容易推测梁晓声是性善论的拥趸，至少，他相信心灵与精神能冲破肉体和环境的桎梏，抵达更遥远、更广阔的地方。

可梁晓声绝不希望读者只将他的故事视作现实主义。多年来，他描述和竭力传达的，一代人的激情与勇气，守望与理想，更多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现实的愿景。

在梁晓声看来，人类文化有众多重要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书写平凡和善良。这是一种作家本能的悲悯。他始终觉得，人的精神韧性，不会脆弱到被外部世界那些苦难与荒凉扼杀。

“文学要表现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尤其要表现人应该是怎样的。”归根结底，世间的人，应当何为？

人如何成为人

生于1949年9月的梁晓声自称“共和国的同龄人”，仅在前半生，他就亲历了新中国变革与激荡的50年，从上山下乡到三线建设，从改革开放到工人下岗、反腐倡廉……世界剧变的秩序，也不可避免地在他笔端留下痕迹。

可他倾注笔力之处，最多的不是苦难岁月的皱纹，也不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形态，而是于人世间微处生根发芽的拳拳真情。

梁晓声在哈尔滨一个工人家庭长大，他儿时住的社区，就是《人世间》里故事主要发生的“光字片”，分别按照“仁义礼智信”取名。那是那个年代推崇的主流价值观，也构成了梁晓声观察人世间的重要窗口。

不过，他的童年，几乎是必然地经历过一些贫穷与窘困。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梁晓声忆述自己儿时住在地窖一样的阴暗小屋里，“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梁晓声认为，自己与兄妹五人，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成长起来的”。

但正是在这样“穷愁”的童年里，梁晓声从父母身上学会了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价值和伦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天，梁晓声到母亲工作的厂里，爬上那儿的榆树，撸了一口袋榆钱儿；回家路上，却被一群饥饿的孩子抢了去。

梁晓声向母亲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劳动人民有他们自己由时代土壤里长出来的生活智慧，人本能的良知、温厚、德行，承托了梁晓声对这个变动世界的感受，润物无声。

高中毕业后，梁晓声赶上上山下乡运动，并在黑龙江北部的“北大荒”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期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向导》，并借此被一位前来招收工农兵学生的复旦老师招入复旦中文系就读。

梁晓声就此成为一个写字的人。

八九十年代，梁晓声创作了许多以北大荒为背景的故事。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故事里，他描述在冷冽年代里热血沸腾的青年，描述被外部动荡分离的爱情和亲情，以及最重要的，支撑生命与人性光泽的坚韧、良善与正义。

他真正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在具体的处境里，如何激发出人性深处的精神潜力与心灵魄力？越是生活困窘的年代，越是世界巨变轰鸣的年代，人越应该抓住和坚信那些真正不该放弃的东西。

1977年，大学毕业后，梁晓声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辑。“最初的想法非常质朴，就是希望以后能做一个喜欢读书，业余时间可以写一点作品的从业者”，后来“一不小心”获奖，再到加入作家协会后，“实际上你就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别人也把你看成一个作家了”。

写作可以是一件庄重的事，但它并不神圣。对梁晓声而言，写作更像是手艺活儿，把基础的小事慢慢做好。就像他坚持用平凡叙事刻画的那些宏大时代，作家真正应该去描摹的，是时代肌理里具体而微的情与义。

同时代作家叶稚珊曾撰文描述她见过的梁晓声，北京作家们出发开会前聚集首都机场，“无论是在贵宾休息厅还是在普通候机大厅，只有晓声从不用拉杆箱，从不西装笔挺，他拿一个最普通的超市赠送的布袋，没有杂物，里面放一个一看便知用了不短时间的枕头，另一个护颈的圆枕提在手里或干脆架在脖子上”。

勤勤恳恳写了50多年，名与利写出来了，国民度也写出来了，梁晓声却未曾在文坛替自己谋个一官半职。他得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我”作为一个人的原貌，谨记和抓牢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抵抗生活不断向自己抛来的纷繁的拉扯与诱惑。

此心未歇

这样一个梁晓声，对“这一代人”之类的说法持抵触态度，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老有人在他面前硬要他谈谈“这一代年轻人”，他甚至曾直接将人轰走。他不明白，为什么媒体和外界总是要求一个老人来谈论年轻人，“你们自己看不到吗？”

在梁晓声看来，不同时代的人兼具共性和特性，而身处其中的人，更不能用群体草率概括。都在说“这一代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梁晓声却一连掷出几个反问：“买哪里的房？多大的房？真的是这样吗？”

他曾经历过群体意识强烈的时代，却始终看得见个例和特例。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敏锐，贴身细嗅感知到的真实，与被数据和流行文化筛出来的真实是不一样的。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老师，梁晓声带过的学生不胜其数。除了学校里的学生，外面的后辈，大都也发自内心拿他当老师。

在2023年完成的中篇小说《遭遇“王六郎”》里，梁晓声描述了身为作家的“我”，偶然认识了一个爱写诗的少年“王六郎”，在后者的屡次拜访中，渐渐了解这个文学青年如何处理自己的同辈、家庭与爱情难题。

“是不是真的？”我问，书里的很多故事，生活化十足，看起来都像今天流行的“非虚构”，也许添兑了点儿梁晓声自己的真实历见。

他却摆摆手，“都不是”。他不断强调，力图将小说的真实与纪实层面的真实区分开来。他写现实，但也写现实的寓言，《孤独的清醒者》里，还能读到一个类似卡夫卡的现代故事。

不过，梁晓声自己其实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多年前，他的确认识一个“写诗的青年”。梁晓声给后者的诗写过评论，在青年陷入困境时提供帮助。有一年，青年告诉梁晓声，自己家里的麦子要收了，只有老父亲一人收麦子，梁晓声让对方赶快回去，还愿意给那孩子出车费。可过了一段时间，青年又出现了，“他说，我在考虑我的诗”。

这让梁晓声很光火，他回忆道：“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尤其是老父亲在家里收麦子。”

他真切地将自己带入青年的情感与文化语境里，体会他们的处境。编辑刘钊认识梁晓声六年，自己也在这六年间跨过了“而立之年”。近几年，梁晓声常替刘钊担心他的“个人问题”，比如婚姻、买房。他们并不经常见面，一年也许见一两次。我们的采访结束后，梁晓声还不忘给这个年轻老友近日的忧虑出主意，还有心里一直记挂着的出版社的危机。

如何对抗纸书行业的式微、如何理解AI，这些都是太大的话题，但眼前具体的人，具体的细琐的烦愁，是可以通过言语和会面描摹的，一字一字，能让人感到踏实。

恍惚有一种感觉，这次来拜访，虽然让梁晓声疲惫，但他其实也暗中准备好了一些出于责任或情感的关切。事实上，认真产生过交流的每个字句，都流经他心，被他咀嚼和思索过。

他想，人到晚年，自己大抵没有感受过那种惶然的孤独。“我就是一个老者，（再过几年）我也不写作了。我在有些地方看到一些老人，他们非常安详地坐在家门口，或者坐在什么地方的椅子上，那么望着街景，你要问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可能也没在想什么，他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放空，也不必去旅游，我觉得那样也挺好。”那是梁晓声向往的一种宁静的状态。

告别前，他还转头问我们这几个年轻人：你们“只能做好的那唯一一件事”是什么？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