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生物学家舒德干在实验室（图/中国科学院）

今年9月1日投入使用的人教版七年级《生物学》教材，提到了一种于1999年在云南澄江发现的昆明鱼化石，并出现了这样的话：“正是这条‘小鱼’，将已知最古老脊椎动物的纪录向前推了约5000万年。”

“人的祖先可能是鱼”，这一撼动世界的判断，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古生物学家舒德干率先于世界发现的成果。

百年来，关于生物进化与演变的形式，由达尔文在19世纪提出的“物种起源论”占据主流。“经自然选择，高等生物由低等动物演化而来”，不仅在当时是对上帝的一次迫击与叫嚣，更在从生物学演化到社会学的过程中，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三度翻译达尔文著作的中文译者，舒德干拾级而上，提出了他的命题：“物竞天择”背后的生物演化，除了偶然性之外，是否还存在一定必然性？

1999年，舒德干院士及团队首次在云南澄江发现了“天下第一鱼”，自此，脊椎动物成为首次登上演化舞台的新型动物类群。舒德干将这一过程命名为“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

五条人的歌《世界的理想》里有句歌词：“寒武纪大爆发之后，我们的祖先从大海里爬了出来。”人类的祖先来自大海—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据，就在中国。舒德干团队发现脊椎鱼化石的云南澄江县帽天山地区，正好藏着5亿年前人类远祖的秘密。

2011年，舒德干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近几年，“70后”的舒德干（现年78岁），在视频平台上更新视频，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生物进化，成为一名科普博主。

视频里，他操着一口湖北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英文单词有些音节独立，听起来朴实可爱。2022年，他获评“感动中国集体奖”的“银发知播”群体。

地球46亿年的漫漫历史长河充满了生命演化的奇迹，舒德干用穷尽一生的激情与探索欲证明，站在文明的更高视域，搞清楚人类如何而来，是为了更好地观照将来往何处而去。

?“最严重的问题”

“进化”一词，在今天已被默认为由低朝高发展的事物规律，但在生物学上，进化其实未必意味着进步。

英文“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evolvere”，指事物状态的逐渐变化和发展，是“生物在一代又一代的传代中，其形态等特性发生了变化”。

1859年11月，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首次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直击神创论，将上帝神话砸了个粉碎。不过，达尔文虽然认为现代人和类人猿有着共同祖先，却并未探究出人类器官是如何进化的。他自己也在《物种起源》里承认，“过渡物种化石的缺失”是个主要问题，并且，这“毫无疑问会导致最严重的问题”。

达尔文提到：“到目前为止，在志留纪（Silurian）底层以下几乎完全看不到含化石的岩层。”此处的“志留纪”，与后来人们说的“寒武纪”含义相似。

也就是说，“人类源自低等动物”缺乏直接的生物学证据。如果按达尔文所说，高等生物是逐渐由低等生物演化而来的，那么，演化过程中一定存在无数过渡类型。达尔文也承认：“可是我找不着。”

在这当中，寒武纪大爆发时期，成为探讨物种起源论的最关键一环。所谓“寒武纪大爆发”，指距今5.41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在相对短时期内发生的进化事件。后来的化石记录显示，绝大多数的动物“门”，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

达尔文的理论已经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但作为达尔文三本著作的中文译者，舒德干也不乏对前人的反思。他感慨：“达尔文非常伟大，但他是个人，不是神，他会犯错误。”

对达尔文足迹的追随与求索，探索人类进化的谜底，成为了舒德干踏上古生物研究之路的核心动力之一。

舒德干认为，达尔文的一生与我国的孔子很相似：“也是三十而立，在30岁左右的时候悟出了生命树思想，又接着找到生命树形成的动力就是自然选择……到50岁整，1859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物种起源》。”

求学伊始，舒德干下定决心，“用自己的一生，探索达尔文留下的难题，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

沿着达尔文的足迹

最早是在高中上生物课时，舒德干开始对进化科学产生“朦胧的兴趣”。18岁那年，作为湖北黄冈中学唯一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读当时冷门的地质地理系古生物专业。那一届，加上舒德干，班上一共只有14名同学。

他记得，当时的北大课堂常常就达尔文留下的难题争论不休。达尔文主义早在晚清被严复引入了中国，但“物竞天择”的理念在社会学界流行，在古生物学领域，学界并未形成共识。

生物进化不仅存在偶然性，是否也应该存在其必然性？在达尔文研究里走得愈深，舒德干的好奇心越重。他想研究的是达尔文留下的大问题。

1970年，离开北大后，舒德干被分配到陕西彬县，教中学化学和数学。与他一起被分配的，还有他的女友、北大同级地球化学专业的陈苓。

在彬县，两人结了婚。舒德干后来回忆：“那是一段很接地气、很甜蜜的乡土生活，尽管艰苦，但十分愉快。”夫妇二人以志结伴，苦中作乐。在彬县的八年期间，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舒德干分别以“强”和“刚”字给他们取名，女儿也要“强”。

“文革”结束后，舒德干考入陕西本地的西北大学，继续深造。在西北大学期间，舒德干开始自学英语，在32岁“高龄”，从ABC字母表学起。

不过，舒德干重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是到图书馆借一部《物种起源》，再到旧书店买一本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然后“将自己埋在陋室里独自咀嚼玩味，自得其乐”。

舒德干享受这种“发现的乐趣”。多年后，他始终认为，40余年来，自己一直在“沿着达尔文的足迹潜行”。灯塔在前，航行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突破和弥补。寒武纪大爆发如何缔造地球动物树？人类远祖的众多基础代谢器官在何时、由何种低等动物创造并传承而来？

1985年，在妻子陈苓的鼓励下，舒德干决定考取中国地质大学的博士，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诒纯。

在舒德干的生命里，至少有两名重要女性，对他的人生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发妻陈苓，另一个就是恩师郝诒纯。

郝诒纯出生于湖北武昌，和舒德干算是老乡。郝诒纯出生的1920年代，恰逢国民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燃烧，16岁那年，郝诒纯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1年，在云南澄江动物化石库发现原始后口动物后，舒德干将该动物的属名献给他的母校地质大学，命名为“郝氏地大动物”，用以纪念他尊敬的导师郝诒纯。

跟随郝诒纯院士读博期间，舒德干出版了《寒武纪和早奥陶世高肌虫》专著，还先后获得了到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进修访问的机会。在国外游学期间，舒德干渐渐意识到：“我们与科学前沿隔离太久了。翻看文献发现，作者几乎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只充当配角。对外开放的国策，为中国学人提供了后来居上的绝好机会，我们再不能错失机会了！”

那段岁月，他常常陷入“痛心疾首”的慨叹里。回国后，舒德干成为西北大学教授。人生前四十余年所历所感的学术热情，在他体内深深埋藏，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激情燃烧。

渔夫与鱼

1998年12月，在西北大学地质系当教授的舒德干，带着博士生去拜访云南省地质研究所的老朋友罗惠麟和胡世学。一年前的夏天，罗和胡在昆明海口地区的耳材村进行田野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两块脊索动物的化石标本。

舒德干前来拜访的时候，两位老友邀请他参观了正在研究的标本。

舒德干仅在显微镜下观察了不到一分钟，就两眼放光，说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脊椎动物！”专业直觉告诉他，昆明地区埋藏着早寒武世动物群化石的重要线索。

彼时，舒德干研究重心在“后口动物亚界”。后口动物，即口腔位于身体背面的一种特殊构造动物种类。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舒德干以第一作者身份，前后8次在世界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逐步探索古老后口动物亚界谱系图。

他一直知道云南澄江保留着远近闻名的动物化石群，但1998年冬天那次拜访，第一次让舒德干萌生亲自前去探索的念头。

云南省澄江县东南边，坐落着一片名叫抚仙湖的淡水湖，湖泊东北角有一块形似帽子的凸出山峰，名为帽天山。五亿多年前，这里位于南纬11度。寒武纪时期的热带与亚热带气候，让这块土地适宜生物生长和换代，但澄江、昆明一带又是狂风经常光顾的地域。强劲的风暴和降水把海岸风化物推卷入浅海区，经过斜坡滑动，形成泥流。

泥流在海底的流动，将沿途动物生生吞没，并裹着它们一起流动。无数动物因此缺氧窒息而亡，尸体被埋藏了下来，最终形成了国际闻名的动物化石博览库。

1999年冬天，舒德干首次带着团队抵达澄江，开启了一场“采石”之旅。

那段日子，一行人每天在一块块石头上如饥似渴地寻觅，在赤裸的风和阳光下采集了上万块石头。舒德干与学生们一同租住在附近的村舍，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而是亮起灯继续求索。他将野外工作形容为“与农夫比肩”，这是一项浇灌和栽培的事业。

最后，经过初步遴选，刨去那些信息量少、没有价值的石头，最终，他们留下了百十块化石。舒德干将一种形态保存几乎完美的鱼类化石，带回了陕西。那是一种大眼睛、单鼻孔、单一背鳍的脊椎动物，胸鳍与腹鳍连成一体，长约3厘米，虽然个头小，但已经出现了大脑、心脏和脊椎。

“当时，动物躯体都是软的，澄江地区保留下来的不仅有它们的硬壳，连鼻子、眼睛、肠子等都依稀可见。这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非常有利的。”在西南的发现点燃了舒德干的热情，1999年春节期间，他将自己泡在实验室，沉浸在对化石的解密里。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一个让他“极度兴奋”的春节。

舒德干的研究室，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的科研楼十层，一个形似采石场的办公室内。大大小小的碎石、一摞摞装着化石样本的木箱，占据了大半个房间。

对鱼标本的钻研和剖析，让舒德干渐渐梳理出人类远祖进化的模样：低等脊索动物，比如文昌鱼，“没有头、没有脊椎”，他称之为一种“过渡类型”；发育到第二阶段，产生了脊椎软骨，第三时期，软骨就变成了硬骨，最后，这些骨头全都靠在一起。“在胚胎学里面，我们在母亲肚子里面第二期的脊椎就是这个样子。”

研究结束后，舒德干将两枚标本分别命名为“海口鱼”和“凤姣昆明鱼”。“凤姣”是他母亲的名字，寓意是人类之母，甚至是整个脊椎动物大家庭之母。

这两条距今约5.3亿年的鱼，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所有脊椎动物的祖先。

2025-08-04，舒德干在《自然》杂志将自己发现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秘密公布于众。

成果一发表，震惊国际学界。《自然》杂志在《逮住天下第一鱼》的专题评论中写道：“舒德干等人发现的两条鱼—是学术界期盼已久的早寒武世脊椎动物，填补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重要空缺。”

彼时，“一炮而红”的舒德干已经54岁，比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年龄还要大些。

凤姣昆明鱼（左）与海口鱼的想象图

“有穿透力的激光”

将大半生投入对脊椎动物起源的研究，到了中晚年，舒德干自己的脊椎也开始出现问题。

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由于长期伏案读书，埋头在显微镜下观察修理标本，他的脊椎受到了压迫，椎间盘朝里收缩，将柱状脊髓压缩成了串珠状。

舒德干笑着看待自己的病痛，甚至还曾对学生打趣：“鱼类是没有颈椎的，你发现了鱼的祖先，那是不是要受点惩罚？”

对于生命的无常和韧性，他始终怀以一种向上的达观与幽默。既然人类已经走到今天，求索来历和起源，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享受过程，这份事业很难延续下去。

1999年夏天，两篇重要文章发表后，舒德干在日本做报告时病情加重，无法动弹。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他不得不一直半蹲着。次年8月，他接受了“后开门”手术，挽救“串珠状脊髓”。

“手术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颈部以下身体完全瘫痪，但不做无异于等死，我决定赌一把，冒险做手术。”他说。

术后，在妻子陈苓和助手的陪伴下，舒德干带着护脖，坚持去了野外。那一年，他们成功得到了已知最古老的尾索动物化石“长江海鞘”。这是一种后口动物亚界的新门类，舒德干将其命名为“古虫动物门”。

科研工作是拾级而上的，但多数时候，科学家需要忍受孤独。对舒德干而言，孤独不是在实验室里的苦熬，也不是面对枯燥的论文，而是当自己翱翔在无人知晓的化石密码里，另辟蹊径时，他的兴奋只能先在孤独的星空中炸开，在脑海里绽放烟花。

多年来，他习惯睡觉前躺在床上想问题，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6点准时醒来，他一边赖床，一边思索。有时脑海里的迷宫忽然找到了出路，他就从床上跳下，找支笔，把要点记下，才心满意足地推上那辆破旧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出门上班。

回顾过去，舒德干说，一个人的精力、能力和生命都有限，只能有的放矢。“我不欣赏光芒四射的火炬，也不想做探照灯光，而一味沉醉于做有穿透力的激光。结果，运气较好，在一些紧要处多穿透了几层。”

科学与人类的普遍福祉与关切息息相关，一切复杂问题，都可以回到一个最简单的目标和初心。

2022年6月，舒德干在视频平台B站开设了“我们从哪里来”专栏。年过七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他，在视频里依旧热情饱满。他有时掏出被称为“天下第一鱼”的昆明鱼化石，有时拿出书讲解《物种起源》，总之，一遇到跨越亿年的生物进化问题，他就精神昂扬。

舒德干自己则解释：“孤独的一滴水极易干涸，消失于无形；若有幸汇入江河，则有望汹涌澎湃。俏也不争春，但爱花满园，这是我做科普工作的初衷。”